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

浅论余大师

按理说,中学时代是读书的极佳时间窗口,这一时期正是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时间段内读的书特别重要,对一个人思想境界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但是书的品种千千万,品格也是高低不一,读好书与坏书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有句话这样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套用这句话,不求读到好书,但求不要读到邪书。

高中时代读的课外书很少,但是在各种课外辅导材料上知道了很多名著。由于当时的闲暇时间比较少,所以就把部分心仪的著作暗记在心,想着等将来有时间了就彻底地读一读。其中,就有一本这样的书--《文化苦旅》。到后来真的有了读书的时间,也算是完成了当年的计划,比较完整地细读了余秋雨先生的这部散文作品精选。读完后,初步感受就是文字风格清新秀丽,立意高瞻远瞩,内容气象万千,行文大开大合。

直到有一天,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视频,其中提及余秋雨在当年汶川地震时的一番言论。随即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确是有这么一篇文章,题为《含泪劝告情愿灾民》。里面的观点马上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其一是劝慰那些失去了子女的父母们他们在天国已经成了菩萨。其二便是希望痛失子女的父母们不要情绪激动以防被反华势力利用。说实话,前者的说法很肉麻,很作。后者的角度真的很诡异,在如此悲痛的时期竟然还能顾及”民族大义“,了不起啊。仔细想想其中的逻辑,不难发现此番劝慰的言论毫无人文关怀。可怜天下父母心,面对失去子女的人们,面对他们的悲痛和愤怒,余大师竟以极其戏虐的方式来安慰劝告。抛出”升天做菩萨“的论调,让人哭笑不得,求助宗教往往是人们最后的无奈,可大师却让它提前登场并扮演绝对的主力,真是神来之笔啊!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关于反华势力的言论,其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嘴脸一览无遗。

有了这些思考,有必要对《文化苦旅》这本书重新查看。又翻看一番后,才发现原来的感受只是流于表面太过肤浅。书中的很多逻辑都是牵强附会的,作者并没有着眼于时下人们的精神焦虑,也没有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惠及众生,只是大而无当地泛泛地空洞地论述着看似宏大的文化议题。书中提到作者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面对这份“诽谤”,作者想到了“天人对话”。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您分明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上文中的“我点头”指的是作者, 说明余大师也认同发生诽谤时不必看内容的观点。诽谤为什么会发生?简单来说就是有争议和对于同一事物或人的评价不一所引起的强烈反差,解决争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相,让真相来制止诽谤。到了余大师这里,真相成了无足轻重的绊脚石,反倒是以别人对自己的嫉妒来解释诽谤为什么会发生。真相到底如何,本人无从知晓。但就从余大师的态度来看,俨然一名标准的被迫害妄想症患者。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疑虑不清的问题。比如上面说的“诽谤”中就包含了“历史问题”和“作风问题”。在书中,大师一再强调自己“仕途畅达”,“官运亨通”,“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不仅如此,“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这在当时很容易”。但是,“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辞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强批准。”照此看来,大师似乎是这样一幅图景:年纪轻轻,才华横溢,位居高位,本可一路高升,怎奈一心向学,继而主动请辞,一路远行。多么令人钦佩的壮举,可前提是这一切都是真的。关于这一部分的真相本人无从知晓也无从考证,但却从网上看到了截然相反的版本。真相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必定有一个人在说谎。是谁呢?我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我倾向于相信常识。常识就是一个真正有品格的文人是不大可能在自己的作品里自吹自擂的,当然也包括假借别人之口。但在这本书里,我却没有看到这种瓜田李下的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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